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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之学与汉昭帝、宣帝时期政论文之关系 ——以《盐铁论》所引公羊为例

2017-01-06 11:22:12248浏览量

公羊之学与汉昭帝、宣帝时期政论文之关系

——以《盐铁论》所引公羊为例


沈  虹  肖娇娇

(成都图书馆)


摘  要:《盐铁论》乃是昭帝、宣帝时期政论文的典型代表,其中多处引用公羊之学,本文围绕《盐铁论》御史大夫和文学、贤良所征引的公羊学的意义,论述公羊学中极其重要的“大一统”思想和“天人感应”灾变说对《盐铁论》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  公羊学  盐铁论  思想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对当时及之后的政治、文化思想都有重大影响,并有力推动了西汉社会的转型。而据前人考证,桓宽所编撰之《盐铁论》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推衍、增广而成于二十余年后宣帝甘露时期(《<盐铁论>成书时间再考论》,王永,《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故而,从公羊之学对其的影响可以同时考察宣帝、昭帝时期政论文。在会议上,参加讨论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朝廷官吏与来自各地的贤良、文学等在野文人动辄引书明理,征引典籍近六十余种,范围遍及经、史、子、集,有人已就其中引诗、用诗之情况以讨论西汉宣昭时期的文学演进问题 ,今欲就《盐铁论》中所引公羊《春秋》以讨论公羊之学与西汉政论文之关系。

一、《盐铁论》所引公羊《春秋》状况

据笔者统计《盐铁论》中引公羊《春秋》及《传》共有31处,遍及文学、贤良和大夫、御史的论战中,涉及篇目分别是:《非鞅》、《晁错》、《刺权》、《论儒》、《忧边》、《未通》、《除狭》、《疾贪》、《后刑》、《崇礼》、《备胡》、《执务》、《世务》、《和亲》、《徭役》、《险固》、《论功》、《论邹》、《论灾》、《刑德》、《周秦》和《诏圣》共22篇,御史和大夫引用《公羊》处有15处,文学和贤良引《公羊》共16处,又有文学、贤良引董仲舒公羊意2处,几乎不相上下。《公羊春秋》乃是儒家经典,作为儒生代表的贤良和文学大量引用《公羊》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所引的公羊学的具体情况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而持“儒生无用论”之代表的御史和大夫大量引用《公羊》的原因则更需进一步探讨。引用的类别则有引《春秋》原文者,此类在榖梁、左氏传中皆有,但因为同样在公羊中亦有,故一并统计;有专门引用《公羊传》的,有的则是化用《公羊传》之意义者,有的是引用公羊后学董仲舒之意。

二、御史大夫所引《公羊》之意

御史大夫桑弘羊所引《公羊》之义,最重要的则是《公羊传》之核心思想——“大一统”。

汉代公羊学派非常重视阐发“大一统”之义始于《公羊传》。《春秋•隐公元年》开篇说:“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里所谓“元年”为“君之始年”,似乎并无深刻大义。而将“王正月”与“大一统”联系在一起,则无疑是《公羊传》的首创,《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正是由此生发的。那么《公羊传 》是如何论证“王正月”体现了“大一统”之义的呢?《公羊传》认为,“王正月”之“王”,是指周文王;将“正月”系于“王”之后,是为了表明采用的是周文王历法的正月(以十一月为正月),即用周正;采用周正,自然就包含着对周文王和周朝天子的尊崇;诸侯用周正、尊崇周天子,当然是一种拥护天下一统的举动。《公羊传》的这番“大一统”推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照理,在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毕竟是天下共主,各诸侯国理应采用周正。可实际上,当时各诸侯国不但在政治上各自为政,而且它们所使用的历法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春秋》记述鲁国历史,用的是周历;《左传》记述晋国历史;用的则是夏历。实际上,时夏、殷、周三正都在使用。在《公羊传》的作者看来,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春秋》书“王正月”,主张用周正历法,显然是为了表述一种天下一统的思想。实际上,“大一统”思想就是《公羊春秋》的核心思想之一。

王朝更替,至汉昭帝时,在丞相田千秋主持下,以全国各地六十余人贤良、文学和作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作为论战的双方,召开了“盐铁会议”。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作为主持人的田千秋基本没有多大意义的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在双方争论激烈时讲了些调和折中之话,故而实际上是桑弘羊一人舌战群儒,其论战群儒,引经据典。而在他所引用的著作中,《公羊春秋》又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一人在辩论中就15处援引《公羊春秋》,而所引用的《春秋》多从《公羊》中摘取微言大义,或直接引用经、传之义,或者化用《公羊》之意,但中心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利益,与其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相吻合,同时巩固汉武帝在轮台罪己之前所开辟的大一统局面。在《非鞅》篇中,大夫所引《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 此本《公羊传》桓十五年文《经》曰:“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传》曰:“栎者何?郑之邑也。曷不言入于郑?末言尔,祭仲亡矣。” 其本意乃是说明祭仲在辅佐郑国国君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祭仲死了,忽的地位也将不保。以驳斥文学对商鞅的诋毁:认为秦亡乃是因商鞅的严酷,反而认为秦得以一统天下乃是因为有商鞅,如同忽得以稳居国君之地位是有祭仲一般,肯定了商鞅在秦开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如《刺权》篇所引“《传》曰:‘河、海润千里。’” 此乃明确出自《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文:“山川有能润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土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着,唯泰山尔。河海润与千里。” 前有大夫之言“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子贵。” 实际上是想借助公羊传中的话来从另一方面来肯定了“官高禄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有助于巩固统治。在涉及到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也极力反对贤良文学的“和亲”政策,而是极力维护中央大一统的局面,也大大肯定了武帝“攘匈奴”之功绩,如《备胡》篇中所引《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戍。” 实际上乃是本之《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经曰:“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传》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则其言戍卫为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责曷为谓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 延引古已有之的关于边塞问题解决方式“不卒戍,则刺之。”说明应当继续打击匈奴,以使北边达到稳定。又如《和亲》之中,大夫引《春秋》有言“《春秋》存君在楚,诘鼬之会书公。” 和《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有言“春,王正月,公仔楚,何言乎公仔楚?正月以存君也。” 相印证,是为了阐明桑弘羊所认为的匈奴乃是不可与之和亲的,不仅是因为“正月存君”,接下来更总结到汉初所采取的的和亲政策的结果是“匈奴数和亲,而当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 坚决主张因对匈奴采取积极打击的态度,从而维护边疆的稳定以维护大一统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见御史大夫强烈的“大一统”思想意识,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则是桑弘羊如此强烈的大一统思想从而导致其频频征引公羊之学的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是和他的政治履历及其所持之政见有关:通检《史记》、《汉书》,司马迁、班固皆未曾替其专门立传,关于其政治履历,散见于他人传记及《盐铁论》本身。《贫富》篇有言“大夫曰:‘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轱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 同《汉书•食货志》所记:“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 这是其发迹之初,后来因为善于理财,一直被汉武帝所重用,武帝死后,更是委托他与霍光等人为顾命大臣,但后来与霍光产生政见分歧,霍光认为当推行武帝轮台罪己之后的政策——安外守内;但桑弘羊则继续坚持武帝之前的政策,譬如积极打击匈奴,维护大一统局面,而武帝前期本就非常重视公羊之学,故而此次盐铁会议之上,桑弘羊历陈《春秋》中以“大一统”为核心思想的公羊之学。

三、文学、贤良所引《公羊》之意

文学、贤良所引《公羊》之意,无所谓核心之说,大多时候文学、贤良诸人皆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只是不断回应桑弘羊,间而引出《公羊》之说,但似乎却不能为己所用。

关于应对御史大夫强硬的边疆政策——主张积极防备和抗击匈奴,文学、贤良则认为匈奴是不懂事的麋鹿,防备是好事之臣所干之事,只要“君子立人修义”, 匈奴就会臣服,而防备和抗击匈奴是劳民伤财的,是“失民心,陨社稷”的,故而其选择了化用《公羊》定公十一年中相关说法:“贤良曰:……‘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 而《公羊传》定公十一年原文乃是如此记载:“冬,及郑平”《经》又有言“齐人来归运讙,鬼阴田”《传》曰:“齐人曷为来归运讙,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认为圣人孔子有圣德能安近绥远,无需采取强硬的边疆政策。而《公羊》之学另外一比较重要的思想则是“天人感应”的灾异论。“天人感应”乃是公羊后学董仲舒有关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天看成是一种有意志,能支配自然和人事的神秘力量,而且人们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故而及其推崇董仲舒的贤良文学们更是大肆渲染其理论,在《论灾》篇中文学有言“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 以春夏秋冬附会仁、义、德、礼。并且引《春秋》曰:“应是而有天灾。” 显然,此处春秋之意乃是公羊之说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说。其实,主要是想借此攻击桑弘羊想要继续推行的法治政策。在关于民生之赋税问题上,文学、贤良以企图藉《春秋》所言之“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而打击武帝时期虽推行的赋税政策,从而驳倒御史大夫桑弘羊所推行的关于推行赋税徭役以支持抗击匈奴,然而恰好是此条贤良所引完全不能为其所用。此话之前有“十一而藉,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已不独衍;民衍,已不独勤。” 主张推行他们所谓的轻徭薄税的政策,效法圣人而为“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然后他们即使是搬出《春秋》之大义,也无法驳倒御史大夫,因为其实在武帝时,早已经推行更为宽厚的税收政策了。在文学所言之前,御史有言:“古者,制田白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十而籍一。义公而后已,民臣之职业。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其中提到的先帝乃是武帝,所以文学、贤良所引之《春秋》十取其一的赋税政策对桑弘羊所论根本就无法形成攻击力。

之所以出现贤良所引《公羊》涣散的现象,和其人员构成有一定的关系:孔子曾专设文学一科来传授儒家经典,有汉一代,司马迁、班固皆继其意。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谓“文学儒者”,即指儒生者也,故而,此处“文学”仍是指代儒生是也;贤良一科则是西汉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武帝时期则更是严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皆不能入选,条加限制在只能是儒生,如董仲舒则是当时通过举贤良所选拨出来的儒生代表之一,而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几乎全是由三辅、太常举拔出来的。因而统合起来,参加此次会议的文学贤良,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故而在论辩中自然会征引作为儒家经典代表的《春秋》,而董仲舒更是他们的人生榜样,所以会引到其春秋之公羊说,但因其人数众多,“六十余人”,辩论时会有思想前后的不一致的状况,所以无法应对桑弘羊。

以上则是《盐铁论》所引公羊之学的情况,无论是御史大夫围绕“大一统”思想所引《公羊春秋》,还是文学、贤良涣散似地引用公羊之学,都可见公羊之学所涉及的思想对《盐铁论》思想层面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1.桓宽(编),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2.何休(注),徐颜(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7.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

8.仝晰纲.《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9.龙文玲.《<盐铁论>引书用书与西汉昭宣时期文学演进》.《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沈虹,肖娇娇  成都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