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娇娇

（成都图书馆）

摘要：清代中期，与黄丕烈齐名的藏书家吴骞自筑“拜经楼”藏书数万卷，他获得书籍的途径可归纳为：购买、继承、受赠、抄写，正好回答了美国学者曾提出“中国士人是如何获取书籍的”问题。拜经楼藏书流通中的参与者相互联系，形成各类群体，群体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促进了“知识共同体”的逐步形成。拜经楼藏书的版本价值、女性作品和江浙一带的地方文献又揭示了其独特的价值，这恰是江浙地区书籍社会“知识共同体”的文献依据。

关键词：拜经楼  书籍获取  群体  书籍社会  流通

拜经楼是清代中期海宁地区著名藏书家吴骞的藏书处，与黄丕烈“士礼居”齐名，学界对于黄丕烈及其藏书关注甚高，而对吴骞的关注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拜经楼藏书概貌、善本流散等方面。[①]通过研究吴骞的日记、拜经楼藏书目录、题跋和其他著作中关于拜经楼藏书的记载，我们或许会对拜经楼的书籍聚散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将借此进一步探索江浙地区以吴骞为代表的“书籍社会”和拜经楼藏书所承载的文献价值与士人的学术兴趣。

吴骞曾“筑拜经楼聚书数十万卷”[②]，这数十万卷的藏书究竟是如何“获取”的？探讨这一问题或有助于我们认识书籍社会史中“知识共同体”的形成[③]，吴骞曾自述其“先世颇鲜藏书”，可知，他的藏书并不像某些藏书世家通过继承先人而来，而是他自己“节衣缩食，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④]因此考察拜经楼藏书的获取方式，我们可以窥见江浙地区当时书籍的流通和学者、藏书家们以书为媒介的交游活动。

1、拜经楼藏书积累方式

1.1购买

    周绍明先生以为晚明时期中国的读者“得到书籍的途径最有可能来自商业：书贩、租书铺，以及书摊和书店”[⑤]我们看生活在清代中期江浙地区的藏书家吴骞又是到哪里、如何购买书籍的呢？在其日记、《愚谷文存》和《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书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寻到一些答案。吴骞有《吴兔床日记》曾多次记载其购书的经历：

乾隆四十八年腊月十五日  于吴门得宋《周益公书稿》二册，宋板精雕。[⑥]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是日，在吴门书肆购得汲古阁影抄《毛诗阐秘》，书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黼季跋后，又有休宁令虞山丁斌跋，称为程生而题。程未详何人，盖此书毛氏散出，又归于秀宁之程也。[⑦]

其子吴寿旸所编《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记载吴骞的购书经历则更为丰富，购买途径又更加广泛：

《诗集传》，又不全宋本，止八卷，陈简庄徵君从中吴为先君子购得。[⑧]

《字鑑》二册，钱绿窗处士校本，先君子购藏。……今广伯既没，遗书尽散，予偶见苕贾携示数种，皆手泽宛然，亟以善值购而藏之。[⑨]

《皇佑新乐图记》，予购之于吴门钱听默书林。[⑩]

《韩随笔》一册，近从苕贾得之。[11]  

今春偶从书舟收得旧抄《霏雪录》上下二册。[12]

《河东先生集》……偶从武林所得旧本。[13]

此外，《愚谷文存》中亦有少量的记载，如《大学外传》、《论语外传》，吴骞曾作《明黄冈易氏大学、论语外传》跋：

客冬得残本于粥瓷者担头……盖顾家用以易茗碗……[14]

由上可知，吴骞购买书籍的地理范围大致不超过江浙一带，多城中市集区主要路口的书肆，如环太湖地区的吴中、吴门以及杭州武林等地的固定书铺，流动的“书舟”亦是购买的场所之一。而本地藏书家后人所贩卖的书籍也是其关注的对象，如钱馥后人在其过世后开始贩卖其藏书，吴骞发现，多购而藏之。

尽管当时书籍的商品化程度颇高，而吴骞作为藏书家通过购买获得的书籍仍以旧抄本和早期珍贵刻本这一类型的典籍为主，与晚明清初时期的士人所购买的书籍多当时新刻本不同，反映了吴骞作为上层藏书家对藏书版本和品质的追求。我们知道，只有旧抄本和珍贵刻本进入书籍市场销售，吴骞才得以购买，这恰恰反映了江浙地区市场上可以选择的书籍种类增多和书籍商品化涉及范围变得更加广阔而不再局限于新书的销售；吴骞的购书场所的多样化和流动书舟的出现说明当时书籍已经不再局限于在固定场所销售，且不局限于市集区销售，书籍商品化的触觉已经跟随流动的书舟到达乡村，甚至江浙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1.2继承

据陆心蓉的《嘉兴刻书史》研究，吴骞藏书曾得清初同乡前辈马思赞（道古楼）和查慎行（得树楼）的遗佚之书[15]，这也构成了拜经楼藏书的基础。书过留印，通过观照拜经楼藏书的印章，我们可以发现吴骞还曾继承过不少江浙地区前期藏书家藏书。

上表所列吴骞继承的典籍以旧抄本居多，包括著名藏书楼如山晖草堂、观稼楼等名家抄本，也有影宋抄本，属善本中的珍本，此类抄本多有题跋，见于《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若从前期收藏者的生平籍贯来考察，我们发现此类典籍前期多属江浙一带藏书家，而又以海宁同乡和武林杭州居多，包括马思赞、查慎行、杨端木、夏晓峰、徐乾学、龚翔麟等人，其余均为江浙各地藏书家、学者甚至书画家如杨端木、夏晓峰等人，可见吴骞大宗继承的典籍的地理范围大致是以海宁为中心而辐射江浙各地。探讨继承这一方式获得的书籍流通，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类书籍的递藏历史渊源，更能勾勒出江浙地区书籍社会的历史变迁线索。

1.3受赠

在清代江浙地区，藏书家和士人们相互往来，常常会选择各类书籍作为礼物互赠以加深交往和切磋学术，而吴骞作为当时有名的藏书家也常常接受与之交往的江浙地区的一些学者或藏书家们的赠书，《吴兔床日记》中的记载如下：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午刻复过抱经堂卢学士，以所藏《通雅》为赠。[17]

乾隆四十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  翟晴江先生以《尔雅补郭》从金华属小疋寄赠。[18]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廿六日  金鄂岩过，以《青莲馆诗》等为赠。[19]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初三日  钱广兄携《杨园年谱》见赠。[20]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抱经先生过访横河舟次，以新梓《贾子》及《方言》见诒。[21]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午后卢擎斋学士过访，时从锺山书院归，以新刻《董子》见诒。[22]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午刻抵硖川，过榕园兄弟，以新梓《澉水二布衣诗》见赠。[23]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至青堆，绿饮以《元一统志》九大册赠我，希世有也。[24]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  晨刻入城，过擎天斋学士，诒余新刻。[25]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为荆南之游。周虞嘉以《关帝征信编》赠行。[26]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得卢学士晋陵书并新刊《补宋辽金元艺文志》及《锺山札记》。[27]

    嘉庆四年八月朔日  陶叟至萧山寄新刻诸种至。[28]

嘉庆十三年三月朔日  过清勤堂，山舟学士以石刻《重赴鹿鸣诗》及木刻本见诒。[29]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亦有相关记载：

《汉隶分韵》，宋刻而元时翻雕者，顷周松霭大令以见遗。

 又元《汉隶分韵》，亦松霭先生所赠。[30]

 《传是楼书目》抄本六册，知不足斋主人所赠。[31]

 《震西剩稿》嘉庆壬午冬，陈仲鱼孝廉获此稿见贻。[32]

 《国寿录》，嘉庆壬午，予七十初度，陈奉峨茂才手录此本见贻，其原本则又从周勤补孝廉借抄也。[33]

《茶经》，简庄先生抄本。原本作卷上、卷中、卷下，此作卷之一二三。[34]

《大学辩》：一篇，陈乾初先生著，此本为先师巢饮夫子手写。[35]

《默记》：一册，巢饮先师手写本。先君子校。[36]

《钓余集》：巢饮先师手写本。[37]

《玉窗遗稿》：诗一卷，先师手写本。[38]

《诗因》：大清诗因闺门一集，亦先师手录，先君子校正。[39]

由现存吴骞日记和藏书题跋的记载来看，我们发现他共收到他人赠书20多次，可以说受赠频率颇高。从受赠书籍的类型来看，以各类藏书家自行刻印的新书居多，如抱经堂主人卢文弨曾多次将自己新刻的书籍赠送给他，此类赠送新刻印书籍的行为大有相互交流和切磋学术的意义；与之交往密切同乡亦常常将其手抄本赠送给吴骞，如陈鱣；此外，尚有将书籍作为礼物赠送吴骞为他即将出游而践行如《关帝征信编》；又有得知他一直寻觅某珍贵书籍而赠送给他的，如《元一统志》、《汉隶分韵》等书。从赠送书籍给他的人员构成来看，同为藏书家者和学者居多，如卢文弨，亦有不知名的一般士人，如“陶叟”等。清代乾嘉时期，“书籍获取的困难”也并不因为吴骞是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而大大减弱，尤其是某些刻本数量较少、流通范围狭窄，有的书籍依然只有凭借抄本而获得，但正因为吴骞的交游甚广和声名较高，替他抄书之人并赠予他的颇多，如陈鱣、朱巢饮等人。

    此类赠书行为和吴骞的身份颇有联系，他本人兼具藏书家和学者的身份使得他收到的书籍大多以同等地位的藏书家们新刻本和新抄本居多，吴骞收到此类书籍后，常常阅读并校正，甚至为其撰写序跋，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学术交流和发展，这类行为也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江浙地区学者、藏书家们的知识结构的趋同化，从而逐步形成所谓的“知识共同体”。

1.4自抄

藏书家们多相互传抄各类书籍，以填充各自藏量和弥补自己所缺之书，拜经楼也不例外。吴骞曾言：“吴枚庵（翌凤）与予交尤莫逆，得佳帙必互相传抄”[40]，此风影响之下，吴骞许多藏书均是通过亲自抄写而获得。

吴骞自抄之书，通过《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和《愚谷文存》来考察，种类较多。一部分是从当时其它藏书家借来底本抄录所得，如吴翌凤的《周易经义》，“先君子从枚庵先生借抄”。[41]又如《云丽漫抄》、《吴礼部别集》、《阴晋陵集》，《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都著录该书从知不足斋传录、借录或“录其副”藏于拜经楼；又曾从杭世骏（道古堂主人）借录底本抄藏于拜经楼，如《经历奇证》。

《六陵遗事》一卷，后附《庚申君遗事》一卷。……先君子手抄校正。[42]

《传是楼宋元版书目》一册，先君子手写本。[43]

《一隅录》先君子手写本。

《渐江文抄》其婿谈禘初先生所辑，先君子传录。[44]

《红柑斋诗草》海宁查尧卿先生著，先君子传录。[45]

《诗经泽书》今复从徐舍陈子景辰借得此旧抄本，因亟为传录其副。[46]

顷，族孙廷瑞购得旧抄《枣林诗集》一册，以示余。……亟录

副而藏诸箧衍。[47]

某些书籍，越是珍贵或早期的刻本，越容易存在残缺的情况，拜经楼藏书也不例外，吴骞对此更是格外留意。在其藏书聚集过程中，若吴骞发现自己所藏刻本或缺某些卷次、或缺某些内容，一旦获得他人所藏精校过的完本，则会借录补抄以求完本。拜经楼藏书中此类情况较多：

先子（吴骞）从元刻补抄目录十卷并徐天佑序及天佑补注九条。……兹从元刻《吴越春秋》补抄序目附订于前，而大德年中校刊诸人姓名、官阀亦附录于后……[48]

由于现刻本面貌已不复前，吴骞选择从元刻本中补录，“使观者知旧本之可贵”。 又如拜经楼原藏《孟子注疏》为汲古阁刊本，但无《孟子篇叙》，然钱曾藏《孟子音义》后附录有《孟子篇叙》，而新刻通志堂经解本无，吴骞亲自补抄录入，以复其原貌。[49]又如《增修复古编》，拜经楼曾得汲古阁旧抄本，但汲古阁旧抄本前无序，吴骞从葛氏新刻本中补抄序于汲古阁抄本之前。而同时拜经楼的抄本前还有钱绿窗的校，粘签条于上。又《南部新书》从别的抄本补抄序于前，同时补抄他人校勘于自己藏本上，据《愚谷文存》载，此书“世鲜佳本……今年夏以文出示其昔日手抄本，首序尚存，并录诸家校勘，丹黄粲然，因假归补录而是正之。”[50]又如宋版《说苑》下吴之澄自注云：缺第四卷，从别本补抄。[51]又有在补抄的同时校正自己藏本的情况，如拜经楼藏刻本《华阳国志》原有“向缺十中二子卷。乾隆癸丑先君子借卢抱经学士本补抄并校。”[52]吴骞对补抄本的急切，从他对儿寿照的要求亦可看出，拜经楼藏有唐长孙无忌等进呈的《五经正义》，《愚谷文存》的跋中记录了吴骞令长子寿照补录的情况：

    今秋乃从下昂丁小疋教授借得，亟令儿寿照手录，以补刊本注疏之缺。[53]

从吴骞本人补抄书籍的行为来看，他在藏书中对“完本”的追求，在补抄过程中又补校原书更体现了他对藏书质量的关注，而非一味追求数量的增长。

2、拜经楼藏书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书籍流通“群体”

    参与书籍流通的人是书籍社会的核心成员，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便是形成书籍社会网络的纽带。参与拜经楼书籍流通的人员十分广泛，包括江浙各地的商人、有共同兴趣的同乡好友、底层士子藏书家甚至寺庙僧人等。他们与作为知名藏书家的吴骞又发生不同的联系，形成不同的“群体”。

2.1书商与士人圈的融合

   通过购买获得的书籍，自然和“书估”发生联系。吴骞所处的时代，正是书籍“商品化”的高潮时期。书估在江浙各地十分活跃，尤以苕人居多，通过蒋光煦为《拜经楼藏书记》所作的跋语，“三吴间贩书者皆苕人，来则持书入白太安人，请市焉”^[54]我们便可知道。活跃的书商群体除了售卖固定已有的书籍以外，还能根据藏书家们的兴趣和爱好特别留意某些典籍和主动上门推销，从吴骞和书商们的交往可知二者的联系，《吴兔床日记》中多次出现书估的身影：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苕估持《唐音七签》求售。[55]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朔日  有苕估携李映碧清抄本《姓氏札记》二十余册。[56]

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有苕估携李是庵画佛幡八幅求售。[57]

嘉庆十六年（1811）十二月十三日  苕估至，买得旧抄《霏雪录》，明镏绩著。[58]

辛亥冬日，有书贾持来旧抄《高丽图经》四十卷。[59]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书估吴良甫自吴门来，有宋刻《说苑》，卖咸淳乙丑镇江府学教授李士忱刊本。……予以宋栞《传灯录》、明刻朱克升《书传疏义》易之。[60]

书估们常常寻上门来推销书籍，吴骞有时购买，有时还通过与书贾交换书籍，即“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他心仪的书籍，如宋本《说苑》。在书籍买卖过程中，吴骞与书商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和信任，因而有时也会嘱托书商代为寻购自己中意的书籍：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年二日  予在吴书肆见敖继公《仪礼集说》，刻印俱善，缺页俱抄补，惜未购之。虽以属吴良甫，终往来于心也。[61]

甚而有的书估欲将书籍售卖给藏书家们，也愿先借给他们阅读，甚至可反复借阅而不购买亦可，如《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曾记载“有书贾持明刻《贾子》一部欲售于予……因借阅之。”吴骞借阅此书以此校正卢文弨赠送给他的新刻本《贾子》，当日就“手校二卷”，但有事未竟，还惦记着“他日当再借以卒业也。”[62]可见书贾与藏书家们的相互信任。正是受到士人藏书家们的影响，有的书商并不以完全追逐利益为目的，在代人寻购书籍时还颇讲义气，《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曾记载，吴骞曾拜托苕上书贾吴良甫帮他留意《海宁县志》，吴良辅获得此书之后有人出高价想买走，但此人颇讲道义，不仅未将此书高价贩卖他人，还无偿赠送给吴骞了。[63]而从吴骞对吴良甫的评价“是亦估而有士行欤”[64]可知，本处于书籍商品市场对立关系的书商与士人二者在“书籍商品化”的过程中正逐渐融合。二者的融合使得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为江浙地区书籍的快速流通提供便利。

2.2以共同兴趣和乡缘为基础形成的师友圈

作为拜经楼主人的吴骞，兼具藏书家与学者的身份使得他对书的追求大多以个人兴趣出发，而书籍在流通过程中，拥有共同兴趣的学者藏书家们常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基于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吴骞个人的藏书兴趣与学术兴趣究竟为何？据《海昌艺文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吴骞早年科举不第，仅乃一“贡生”，这一身份自然导致他对传统儒家著作的兴趣进而影响到其藏书追求，因而拜经楼藏书中儒家典籍占多数。又因同期海宁地区藏书家颇多，尤其是同乡者如陈鳣、周松蔼等人因为同居一地，更是相互往来成为固定组合，常年相携一起访书、观书、传抄校雠典籍。这在吴骞早年的日记中，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如现存《吴兔床日记》中乾隆四十五年共34则，而其中记录与陈鳣交游的就有23则，在后来的日记中，吴骞也多次与陈鱣一起各处观书、四处拜访藏书家、互相传抄书籍并校勘：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雨中同河庄访绿饮于知不足斋。[65]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河庄过铁生愚溪草堂……[66]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午后同绿饮、河庄过卢学士抱经堂，观新校定汉魏诸书。[67]

嘉庆十年四月初三日  携简庄过荛圃，遍观所藏书籍，皆宋刊珍本，为生平所创见。[68]

    与吴骞相互往来的另一个小团体的主要人物则是同为海宁地区的藏书家兼学者周春，号松霭，藏书楼名“著书斋”，二人并与陈鱣也有往来：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入城过著书斋。时有《杜诗双叠谱》将入梓，松霭以样本出示。[69]

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十又六日  同河庄访周松霭大令剧谈……[70]

而周松霭曾赠送宋刻和元刻《汉隶分韵》给吴骞，可见二人关系匪浅。除了固定的二人组合以外，吴骞还常常与海宁地区其他藏书家相互往来，形成一定的圈子，如吴骞长期与鲍廷博、吴翌凤、黄丕烈、卢文弨、钱大昕、周广业、丁杰、王鸣盛等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以上藏书家群体并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群体，大多互有交叉。

2.3与底层藏书家的互动

海宁地区藏书家名留青史者多达数百人，受当地藏书风气的影响，底层士子也加入藏书的大军中，吴骞虽为藏书名家，但仍与之交往，其日记中多有此类底层士人藏书家的相关记载：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同寿旸过义兴史氏书斋……主人一老诸生，出示宋板《山谷刀笔》十六卷、唐《张文昌集》六卷，纸墨皆古。[71]

嘉庆六年四月二十日  周绍衣，长洲人，忠介公裔，居吴门上津桥，家多藏书。[72]

史氏书斋的主人与周邵衣二人，均籍籍无名，然这二人的藏书在吴骞看来也颇有可观之处，如史氏书斋中竟也有时人热烈追求的宋刻本。从吴骞与他们的交往来看，当时江浙地区的书籍社会中群体阶层之间并无藩篱禁锢，因着有共同的藏书兴趣便可相互交流。可见，士子藏书所承载的共同兴趣变成了阶层与阶层对话的媒介之一。

2.4与寺庙僧人的书籍互动

根据吴骞日记的记录，吴骞曾携友人前往寺庙翻阅书籍；

嘉庆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遂循湖堤直上云岫庵，观烘藏经。予与厚培随手取阅之，乃《瑜伽论》一百本……又有《莲花经》一部，别贮一橱。[73]

嘉庆十年四月初四日  寻吾与庵，住持寒石出迎，登见山阁。……寒石出宋藏经及徐俟斋画册观。[74]

寺庙所藏书籍，多佛教典籍，而对宋本的追求亦导致吴骞对宋本藏经的关注；从吾与庵主持寒石的“出迎”行为和出示“宋藏经”等珍贵佛教典籍来看，若不是吴骞声名在外、便是二人关系较好，之后吴骞又将自行刻印的书籍赠送给杭州灵隐寺予以保存：

嘉庆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与魏小洲出钱湖门至灵隐寺书藏，以家刻本三函归鸷字号书橱，计《愚谷丛书》一函共十种、《拜经楼诗集》一函、《愚谷文集》一函，总计十五本。俱登入本寺书藏簿。[75]

吴骞家世并不信佛，然他为了寻书、观书，频频与寺庙僧人往来，折射出当时书籍流通的范围已经延伸到市集、乡村等世俗社会以外的寺庙；赠书寺庙的行为说明他希望自己所刻书籍能在寺庙僧人和香客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企图以自己的学术兴趣影响更多的读者，不局限于已经形成的固有圈子。

3、拜经楼藏书特点及其影响

黄丕烈嗜好宋本，有“百宋一尘”的雅称，拜经楼藏书在宋本上无法与“士礼居”匹敌，因而吴骞转向元刻本的收藏，自称“千元十驾”，其孙吴之淳所编《拜经楼书目》，记载拜经楼所藏“元刻本”虽没有号称的千种，却也多达20种，宋刻本仅13种，而《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所录善本若为宋刻、元刻本均明确著录，反应了当时藏书家们在藏书版本选择上的共同兴趣，这也是拜经楼藏书的精华所在。时人对其藏书的借阅和后世对拜经楼藏书的版本评价较高的也多是宋元珍贵刻本和抄本文献居多。如卢文弨曾借拜经楼藏元刻本《荀子》，在其新刻《荀子》的时候，书中多采用元本《荀子》的内容。海宁同乡士人钱泰吉也曾向拜经楼借阅宋本《汉书》、元本《史记》，并在重新刊刻这些书籍打的时候据此校正底本。就算是拜经楼在烽烟战火中衰败后，所藏典籍四处流散，时人所关注的其藏书重点亦在此类珍贵刻本和旧抄本上，如民国时期的东来阁书店曾自己编印《东来阁书目》第二期专设补遗一卷，著录从拜经楼中流散出的旧抄本、稿本等27种：

《周易经义》三卷，拜经楼景宋抄本。

《枣林外索》初、二、三集不分卷，旧抄本。

《乐圃余稿》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旧抄本。

《习学纪言》五十卷，湖州严氏抄本。

《墨庵集》五卷，倪氏传抄本。

《续羊枣集》九卷附录二卷本传一篇，为吴笔。旧抄本。

《离骚经讲录》，汪退谷抄本。

《广陵先生文集》十二卷，吕氏抄本。

《邵氏经学二书》，拜经楼藏校，旧抄本。

《诚斋集》四十二卷，吕氏景宋抄本，拜经楼藏。

《秘书志》十一卷，拜经楼藏，抄本。

《宗玄先生文集》三卷，明抄道藏本。

《王敬夫碧山乐府》二卷，明抄本。

《珩璜新论》一卷，吴槎客校，毕氏抄本。

《分类唐歌诗》十二卷，汲古阁传抄本，拜经楼向山阁校跋。

《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不分卷，查慎行跋，拜经楼藏。

《鲒琦亭集》三十七卷，鲍以文、吴槎客、陈简庄合抄合校本。

《元和姓纂》十卷，旧抄本，拜经楼藏。

《罗鄂州小集》六卷遗文一卷，马仲安抄，拜经楼藏。

《西圃丛辨》十二卷，旧抄本。

《皇明献宝》三十九卷，未刻稿本。拜经楼藏。

《宝晋英光集》八卷，旧抄本。

《王氏遗书》，嘉庆年抄本。

《刘豫事迹》，旧抄本。

《岛夷志略》，旧抄本。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

《归震川文章指南》五卷，旧抄本。[76]                

从拜经楼藏书的文献类型来看，其独特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海宁甚至浙江地区的地方文献，这和他有意搜集海宁本地著作的意识有很大关系，吴骞曾数十年搜访本地先贤著作。在《愚谷文存》中多次提到他的有意之举：

予朅来荆南道中，常访求先民著述……[77]

    予于海昌先贤著述，搜访垂数十年，露抄雪购，颇费苦心。[78]

所以，拜经楼中不仅藏有多种海宁地方文献，如《海宁倭寇始末》、《修海宁县志议》、《海昌外志》、《（明）海昌县志》、《海宁县外志》《荆溪外纪》和《海宁县黄志》等，还藏有浙江各地地方文献，如《浙江图考》、《浙江图志》、《旧浙江通考》等丰富的地方文献，而这些典籍入藏拜经楼以后，也为本地士人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多有借阅，如沈曾云曾借阅拜经楼所藏《姑苏志》 ^[79]胡虔和陈鱣二人都曾借阅《菰中随笔》一书，并有粘签 [80]。

此外，吴骞本人还特别留意江浙地区的女性著作，这也带动了其他藏书家和士人对此的关注。他曾亲笔抄有宋闺秀朱淑真撰的《断肠集》诗三卷，并附录《百川书志·诗女史》[81]、钱塘女史陆莘行《秋思草堂集》等著作，和他交往的士人知其关注女性作品，所以偶有所得，亦会与之交流。

正是因为其藏书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拜经楼开放的心态，曾引得士人学子纷纷借阅，在江浙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海宁同乡钱泰吉的《曝书杂志》曾记录其向吴之淳借阅拜经楼藏书亦至少4次，所借书籍有宋本《汉书》，元本《史记》，旧抄本《陈后山集》，旧抄本《陆香谱》等书，甚而据所借书籍校订即将刊刻的新书而将此类珍贵典籍长留自己书斋。[82]其藏书甚至能通过中介人借阅给不相熟识的人，如朱述之便曾写信向管庭芬请求代为借阅拜经楼藏书《双峰猥稿》和《续复古编》二书，^[83]所以在道光二十六年吴之淳过世时，引起海宁地区士人和学者们不小的震动，曾经借阅其书的士人们担心其书不再外借流通，如杨文荪写信向管庭芬询问：此后拜经楼藏书尚能通借否？^[84]   

通过考察拜经楼藏书聚散流通，我们可以勾勒出清代中期以拜经楼为代表的江浙地区书籍社会概貌：由于书籍的商品化程度高和流通快，时人获取书籍的方式是多样的；书籍获取的不同方式承载了士人藏书家们不同的学术兴趣。因不同的获取方式，参与书籍流通的人员又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各类群体，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便化作各个阶层和团体联系的纽带，使得当时的书籍社会结构紧凑而不松散，书籍的流通又进一步使得士人、藏书家们的知识结构趋同化，并逐步形成“知识共同体”。而拜经楼所藏独具价值的各类典籍正是“知识共同体”的文献载体，曾在江浙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

[①] 专门研究《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有2008年山东大学沙莎的硕士学位论文《<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研究》,关于拜经楼善本流散研究的文章有马仁杰、黄伟的《吴骞拜经楼善本流散考略》，对拜经楼藏书作整体研究的有阙晓云的《吴骞及其拜经楼藏书研究》等。

[②] 陈鳣，《愚谷文存叙》，吴骞，《愚谷文存》，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第1页。

[③]  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④]  吴骞，《愚谷文存》，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卷十三，第7页。

[⑤]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第96页。

[⑥]  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吴兔床日记》，《中国近现代希见史料》第2辑，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⑦] 《吴兔床日记》，第51-52页。

[⑧]  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

[⑨]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21页。

[⑩]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66页。

[11]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95页。

[12]  吴骞，《愚谷文存续编》卷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第15页。

[13]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14页。

[14] 《愚谷文存》卷四，第6页。

[15] 陆心蓉，《嘉兴刻书史》，黄山书社，2013年，第226页。

[16] 参范凤书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著录江元祚藏书楼名“拥书楼”。

[17] 《吴兔床日记》，第6页。

[18] 《吴兔床日记》，第11页。

[19] 《吴兔床日记》，第13页。

[20] 《吴兔床日记》，第23页。

[21] 《吴兔床日记》，第32页。

[22] 《吴兔床日记》，第43页。

[23] 《吴兔床日记》，第44页。

[24] 《吴兔床日记》，第61页。

[25] 《吴兔床日记》，第66页。

[26] 《吴兔床日记》，第66页。

[27] 《吴兔床日记》，第83页。

[28] 《吴兔床日记》，第137页。

[29] 《吴兔床日记》，第201页。

[30]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24页。

[31]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72页。

[32]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42页。

[33]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43页。

[34] 《拜经楼藏书提拔记》，第90页。

[35]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5页。

[36]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85页。

[37]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43页。

[38] 《拜经楼藏书提拔记》，第144页。

[39]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45页。

[40] 《愚谷文存》卷五，第16页。

[41]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8页。

[42]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46页。

[43]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72页。

[44]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37页。

[45]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41页。

[46] 《愚谷文存续编》卷一，第1页。

[47] 《愚谷文存续编》卷一，第2页。

[48]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32页。

[49]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3页。

[50] 《愚谷文存》卷四，第10页。

[51]  吴之澄，《拜经楼书目》，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23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85页。

[52]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44页。

[53] 《愚谷文存》卷四，第2页。

[54]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页。

[55] 《吴兔床日记》，第12页。

[56] 《吴兔床日记》，第194页。

[57] 《吴兔床日记》，第226页。

[58] 《吴兔床日记》，第243页。

[59]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40页。

[60] 《吴兔床日记》，第14页。

[61] 《吴兔床日记》，第17页。

[62]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79页。

[63] 参《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65-66页。

[64]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66页。

[65] 《吴兔床日记》，第1页。

[66] 《吴兔床日记》，第4页。

[67] 《吴兔床日记》，第6页。

[68] 《吴兔床日记》，第181页。

[69] 《吴兔床日记》，第71页。

[70] 《吴兔床日记》，第1页。

[71] 《吴兔床日记》，第63页。

[72] 《吴兔床日记》，第154页。

[73] 《吴兔床日记》，第171页。

[74] 《吴兔床日记》，第182页。

[75] 《吴兔床日记》，第214页。

[76] 东来阁书店，《东来阁书目》第二期，民国二十三（1934）年，第149-151页。

[77] 《愚谷文存》卷三，第10页。

[78] 《愚谷文存》卷三，第8页。

[79] 《吴兔床日记》，第9页。

[80]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93页。

[81]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44页。

[82] 钱泰吉，《曝书杂志》，《续修四库全书》9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83] 管庭芬撰，张廷银整理：《管庭芬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302页。

[84]《管庭芬日记》，第1302页。